“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14日下午，由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广东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主办的“观音山杯·2019花地文学榜”年度盛典暨年见·文学专场活动于广州羊城创意产业园中央车站举行。

　　莫言获“年度作家”；冯骥才、班宇、朵渔、潘向黎、陈晓明、徐则臣分获六大文学门类年度作家（作品）称号，并登台“年见”畅谈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分享各自创作心路。

　　7位年度作家及其代表领奖

　　60余位专家学者组成评审团，经由初评、复评等环节，最终评出了这份涵括60部作品的年度文学榜单。因应新的发展，2019花地文学榜特设一位“年度作家”，授予作家莫言。年度长篇小说、年度短篇小说、年度诗歌、年度散文、年度文学评论、年度新锐文学分别授予冯骥才《单筒望远镜》、班宇《逍遥游》、朵渔《危险的中年——朵渔诗选》、潘向黎《梅边消息：潘向黎读古诗》、陈晓明《无法终结的现代性：中国文学的当代境遇》、徐则臣《北上》。

　　当天，作家、评论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刘斯奋，中国古代戏曲学会会长、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天骥，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蒋述卓，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林岗，作家、评论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柠，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广东省作协副主席、广州巿作协主席张欣分别为7位年度作家及其代表颁发奖杯及证书。

　　花地文学榜已产生30位年度作家

　　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羊城晚报社社长刘海陵在致辞中说，《羊城晚报》的《花地》副刊已经伴随读者走过62年的岁月。从2014年至今，花地文学榜已经产生了30位年度作家（作品），今年又有7位年度作家（作品）上榜。在一代一代羊晚人的辛勤耕耘下，《花地》已成为文学创作的热土。一篇篇文学经典在《花地》萌生，书写历史、服务人民、描绘时代、洞见人心。

　　“文学面向时代，也引领时代。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公布之年，这是一个继往开来的伟大时代。我们希望，能够以花地文学榜为契机，与各位一同见证这个伟大的时代，体验这片奋斗的热土。在未来的日子里，在《花地》创作出更多引领时代、引领风尚、服务人民的精品佳作！”

　　今年盛典现场，还特别设置了2018“花地新苗”堂上作文大赛颁奖环节，12名学生上台领奖，与花地文学榜年度作家互动交流。群花绽放、新苗破土，从花地文学榜到“花地新苗”，羊城晚报希望以《花地》为文学沃土，选拔培养新一代文学苗子，传承影响未来。今年的“花地新苗”作文大赛即将启动，并将辐射大湾区及粤东地区等更广泛的区域，让全省更多的中小学生加入到这一活动当中，培育更多的“花地新苗”。

　　广东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管委会副主任汪洪彪及羊城晚报报业集团相关领导等出席了本次活动。

　　作家分享“文学与时代”见解

　　一曲由国家一级演员周小雨带来的女声独唱《微光》，拉开下半场“年见·文学专场”的帷幕。

　　莫言虽未能到场，但提前录制了视频，送来开题演讲。视频中，莫言讲述了自己和《羊城晚报》的深厚渊源。莫言说，自己阅读了近十年的《羊城晚报》，深深地感受到《羊城晚报》跟其他一些报纸的不同地方。“一掀开报纸，就感觉到一种来自南国的浓厚气息。《羊城晚报》的《花地》副刊办了许多年，发表了大量的优秀作品。所以看《羊城晚报》的副刊，是那几年我的阅读生活的重要构成部分。”

　　莫言回顾起自己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偷偷阅读广东作家欧阳山《三家巷》的故事，并一度为之入迷。

　　“我想欧阳山先生一定是个南方人，他一定对广州非常了解。后来我尽管也多次到过广州，但是让我拿起笔来写这个地方，我会感觉到非常困难。”就此，莫言认为，任何作家的写作都必须具有地方性、地域性，尽管时代发展和变化，但乡土依然是文学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我想发明一个‘大乡土’概念，作家视野越宽阔，对乡土的重视越要强化。因此我要虚心地回去，回故乡去，向家乡人民的生活寻找创作资源。”

　　随后，6位年度作家分别登台，围绕“文学与时代”，以凝练演讲与现场观众分享其独特的文学世界。

　　潘向黎从审美角度，探讨生活中审美的位置。她认为，像读古诗那样充满审美意义的行为，可以发生在生活的随时随地、每时每刻。“审美的机会要靠审美主体，审美的意义有多大，这是靠我们自己去定义。”

　　陈晓明认为文学是时代一部分，更好的提法不是“用文学反映时代”，而是“在时代中创造文学”。他提出，作家应该和时代保持一定距离，这样才能更深把握时代。

　　朵渔以《我们的主要问题还是经验和价值观》为题，阐述了他对现代诗歌创作中存在的问题的思考。

　　徐则臣以《感谢一条河》为题，分享京杭大运河对他的启发，并讲述了京杭大运河近百年的风云变幻，以及它在中国地理、历史、文化上的重要位置。

　　班宇通过分享获奖作品《逍遥游》的人物塑造过程，讲述自己是如何通过小说写作与时代保持凝视和对话。他先后引用阿甘本与罗兰·巴特的观点，阐释了自己的看法：同代人要紧密保持对自己时代的凝视，并借此感知其黑暗与光芒；另一方面，同时代需要“不合时宜”，自觉保持一段距离，“在未来，我依然想去做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同代人。”

　　冯骥才首先表达了对《羊城晚报》及其《花地》副刊的钦佩之情。他说，今天的社会里很多人去经营能够赚钱的农作物，但《花地》仍然还在种花。“纯文学给人带来审美，让人思考，也是纯粹的，无功利的。坚持办这样的副刊，难能可贵。”

　　冯骥才在发言中，以个人经历阐释了作家与时代的关系。“时代多次强势地介入我的命运。我的人生有太多社会与生活的变迁与转折。这就使我分外关切时代。”

　　正因为对时代的先觉与自觉，让冯骥才在写作的鼎盛年华，放下了心爱的文学，投入到当时最边缘、没人关注、充满艰难的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中去。冯骥才回顾道：“我投入文化遗产保护，是落入时代为我预设的一个陷阱，也是一个一般人看不见的漩涡。我承认，没人推我跳进来，是我自己情不自禁跳进来的。”

　　“有责任的人生是有分量的，有责任的文学不会轻飘飘。”冯骥才的总结为“年见·文学专场”画上一个意味深长的句号。